1989 年,美国经济学家约翰• 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 系统地提出了指导拉美国家经济改革的各项政策主张,这被称作“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这一共识逐渐深入人心。但是,其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经济打击在1997 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期间却体现得淋漓尽致。显然,现行经济体制下的基本价值观需要做出一些改变。华盛顿共识提出了“全球化”这个概念,可是“全球化”究竟是什么,是否就等同于“全球美国化”?当不丹提出“国民幸福总值(GNH)”概念时,又给现有理论提供了什么启示?新的世界共识又在哪里?
 
       博鳌亚洲论坛2013 年年会落幕后,美国政治经济学家龙安志(Laurence Braham) 接受《博鳌观察》杂志专访,就世界新共识的诸多方面展开了一次对话。
 
对“华盛顿共识”的“成见”由来已久
 
       博鳌观察:东西方之间存在很大差异。从发展模式上看,两套体系都有值得归纳总结的东西。造成东西方差异的深层原因是什么,读了你的文章后,我理出了些头绪。在文章中,你将“喜马拉雅共识”和“华盛顿共识”进行了比较,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套全新的理念和指标体系,令人印象深刻。你是怎样注意到这种差异并加以研究归纳的?
 
       龙安志:其实,我对“华盛顿共识”的“成见”由来已久。1991 年至1992 年,我在老挝中央银行担任顾问,后来又在越南中央银行做货币改革政策研究,那时,我就站到了世界银行(World Bank) 所提出的“华盛顿共识”的对立面。我认为,以“华盛顿共识”作为指导,急功近利地要求其他国家马上开放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并把国有企业私有化,是不顾现实条件的一种理想化做法。对待问题并不能一刀切,有时候我们需要市场经济,有时候我们需要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并不是一种强烈的排他性存在,而是可以共生繁荣的。后来,我在中国找到一个词来形容这种现象,就是“实用主义”。
 
一劳永逸的办法是不存在的

 
       博鳌观察:中国人的“实用主义”很多时候体现在“实事求是”四个字上。
 
       龙安志:理论没有任何意义,只能作为参考,不能作为目标,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计划”和“市场”放到一个天平上来讨论孰优孰劣。
 
       1997 年的金融危机中,计划和市场都解决了很多问题。当时,泰国、印尼等国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实行了“华盛顿共识”的一些政策,想要抓住挽救经济的最后那一根稻草,但后来都没能扛过去,经济跌至低谷。但是,当时朱镕基总理主管中国金融工作,并没有接受人民币贬值这条救赎之路,而是通过一番努力稳住了本国的货币体系,也让整个亚洲经济随后逐渐稳定下来。
 
       2002 年,我在中国西部拍纪录片,发现少数民族通过小生意来支持他们的文化,这就是“社会企业”的雏形。于是,2002 年至2010 年,我把8年时间留给了中国西部,创建了一家名为“香巴拉集团”的社会企业,参与了很多文化保护项目。那段时间,我经常到南亚,拜访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被誉为“穷人银行家”的尤努斯(Muhammad Yunus),从他那里得到了很多宝贵意见和难得的经验。不丹提出的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简称GNH),倡导去GDP化,也是一种思路。很多时候,我们并不能笼统地用“东亚经济模式”、“南亚经济模式”等这些想象中的帽子,就企图把这些国家身上发生的经济现象简单地进行归纳总结。一直以来,我并不赞同所谓的“北京共识”,我觉得,中国是一些完全不同的经验聚合在一起的复杂共同体,解决问题的方法有千万种,一劳永逸的办法是不存在的。
 
       其实,我接触到的亚洲人都非常务实。他们不讲意识形态而重实效,他们的经济框架里没有大部头的理论。这与西方国家完全相反,尤其是美国,很多经济框架非常理论化,实际上都是学者、大学教授或者华盛顿智囊团提出的理论观点,并且他们天真地以为,这些理论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能取得成功,但结果往往事与愿违。
 
       我常常想,怎么能让一个世界银行(World Bank) 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的顾问到一个发展中国家当顾问,甚至到一些农村去解决当地的经济问题?我认为现在需要一个全新的共识体系,于是,“喜马拉雅共识”在我的头脑中形成了。
 
       美国有句谚语叫“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是个典型的西方本位化的观点,在亚洲一些地方完全找不到共鸣。在亚洲的村民社会中,被一步步“托举”起来的村长,需要像对待亲戚一样不计回报地照顾他的村民。
 
       “喜马拉雅共识”有几方面的哲学渊源,首先是信奉自然的道教,其次是提倡老幼尊卑、亲友互助、等级划分的孔孟之道,第三是教人向善、摒除贪念的佛教。
 
       举个例子,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中,我们常常提到的“无形之手”可以等同于“贪”,“贪”能够解决所有市场问题。但在佛教体系中,“贪”并不能解决问题,他们认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只重视眼前利益必然在长远利益上受损,用现代的经济词汇来解释,就是资本不是只为了利润,牺牲社会、环境所取得的利润是短暂的、不可持续的。
 
       “喜马拉雅共识”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慈悲资本”,倡导企业对社会、环境负责。另外一层意思,就是消费者也要用自己的消费行为进行投票,对破坏环境的产品进行抵制。我们进行的“社会企业”实践其实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这跟大公司提倡企业慈善行为、保护环境、增加就业等社会责任殊途同归。
 
       全球化是全球什么化?是全球美国化吗?我认为不是,我们要追求的是地方多元化而非片面全球化,求同存异。全球化最大的问题是资金投向问题,“华盛顿共识”的一个导向是将资金赶进证券市场,让投资银行和金融界赚取高额利润,但这也会导致地方经济和支柱工业的空心化,这是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要解决资金的投向问题,把资金供应给地方经济、中小企业和农村,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绿色经济的发展,一个是新的金融体制。
 
       当前形势下需要一个“金砖开发银行”,这其实算是“新共识开发银行”,因为“华盛顿共识”体系下的世行模式已经完全过时了。现在,需要所有发展中国家联合起来,共同解决自身以及其他贫穷国家所面临的经济问题,需要一种更为务实的金融手段,这也是“喜马拉雅共识”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丹“国民幸福总值”的启示
 
       博鳌观察:如对“喜马拉雅共识”加以概括,你认为包括哪些要点?国民幸福总值、绿色经济、社会企业、地方多元化、慈悲资本、责任消费、新的金融机制。
 
       龙安志:
喜马拉雅共识体系是一个多极化、多元化的地方经济框架。在这个框架下,第一是保护地方文化传统,第二是实现绿色经济的发展,第三就是架构新的金融体制。
 
       博鳌观察:除不丹外的南亚其他国家如何看待“国民幸福总值”?
 
       龙安志:
很多国家感兴趣,把它作为参考并着手研究,GNH 并不是一个静止不动的指标体系,它需要不断完善和改进。在衡量健康发展方面,中国与美国大不一样,未来几年,中国需要找到一个适合自身发展的衡量模式,这非常重要。
 
希望还会有更多共识出现
 
       博鳌观察:你刚才提到的社会企业、责任消费等指标体系有可能推广并普及吗?
 
       龙安志:“
喜马拉雅共识”出台后,我写了一本关于全球化的书,书中提及“喜马拉雅共识”。那时,我应邀前往塞内加尔,该国政府正在举行一个世界社会论坛,他们找到我,希望能寻求一些更加务实和可操作的观点,因为整个论坛充斥着针对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空洞的攻击。于是,我介绍了“喜马拉雅共识”的很多观点,并与他们的研究所、非政府机构、社会企业家会谈,进而形成了“非洲共识宣言”。
 
       博鳌观察:“喜马拉雅共识”可以发展成为发展中国家共识或者世界新共识。
 
       龙安志:
没错。我为自己的观点代言,已经从中衍生出了“非洲共识”,希望还会有“太平洋共识”等更多共识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