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中等规模的美国大学和学院成功地引进了耶鲁大学首席投资官大卫·史文森(David Swensen)首创的教育捐赠基金投资模式,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经营文化和特色。
   
  当沃尔特·伯克(Walter Burke)于2009年1月出任丹尼逊大学(Denison University)投资委员会主席时,整个金融市场每况愈下。然而,伯克并没有立刻召开上任后的首次投资委员会会议,而是先与委员会成员们进行了小范围的闭门会议,了解学校捐赠基金的亏损情况。2007年末,丹尼逊大学捐赠基金的市值为6.93亿美元。然而,在此后的十二个月内,该基金市值却骤降至5.36亿美元。“我们的计划非常明确,那就是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度过难关,提升基金流动性。”伯克说。
   
  大多数的美国高校捐赠基金投资委员会主席均具有金融或商业背景。单从这一点来看,伯克的确是一个另类。在此之前,他曾是西北大学芝加哥费恩伯格医学院(Northwestern University’s Feinberg School of Medicine in Chicargo)精神病治疗科室教授、临床心理学家。对此,伯克戏称:“2009年1月,市场持续低迷萎缩,所以我认为心理学家在这个时候担任投资委员会主席还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沃尔特·伯克是丹尼逊大学1971届的学生,在1997年后一直从事信托投资业务。
   
  截止到2009年6月30日,丹尼逊大学捐赠基金在上一个财年的投资收益下跌19.6%。此时,人们早已将伯克此前的那个笑话抛至九霄云外。这家位于俄亥俄州格兰维尔(Granville, Ohio)的小型文科院校仅有2,185名学生,但是它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却远远超过哈佛(Havard University)和耶鲁(Yale University)这样的世界名校。在此期间,总资产高达369亿美元的哈佛大学捐赠基金市值暴跌27.3%,而拥有229亿美元资产耶鲁大学捐赠基金同样难逃厄运,亏损额达到24.6%。这一对比结果可能让很多人颇感意外。名不见经传的丹尼逊大学捐赠基金收益居然战胜了哈佛、耶鲁等其他美国著名高校,真是不可思议。当然更没有人会想到,这种局面会一直持续到现在。
   
  丹尼逊大学捐赠基金并非个例。2007年6月至2012年6月期间,有二十家中型院校的捐赠基金展示出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它们卓越的表现完全盖住了那些大型院校捐赠基金昔日的光芒。根据华盛顿国家大学与学院商业机构协会(Washington-based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Business Officers, NACUBO)的统计数据显示,这些中等规模捐赠基金的总资产大都在5亿美元至10亿美元之间,其年收益在1.86%~5.36%,远远超过哈佛大学1.24%和耶鲁大学1.83%的收益水平。对于那些资产总额超过10亿美元的高校捐赠基金而言,它们1.7%的年平均收益在中型高校同行面前实在有些拿不出手。
   
  如果只看表面现象,你很可能会认为这些中型院校的捐赠基金只是在2008年至2009年期间得到了幸运女神的眷顾而已,它们不过是在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地点选择了正确的资产投资项目。根据美国国家大学与学院商业机构协会的研究结果显示,金融危机期间,这些总资产在5亿美元至10亿美元之间的中型捐赠基金把更多的资金投向了定息收益项目,而私募股权投资、对冲基金和其他非流动性资产则无人问津。与此同时,那些大型高校的竞争对手们却正好反其道而行之。波士顿宏达战略投资公司(High Vista Strategies)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投资官安德烈·佩罗德(André Perold)说:“对于那些大型高校的捐赠基金而言,2008年至2009年的经历简直是一场巨大的灾难,惨痛的教训势必会让它们终生难忘。”宏达战略投资公司掌管着36亿美元的捐赠基金资产,其掌门人佩德罗是哈佛商学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金融与银行系名誉教授。在他看来,上述大型捐赠基金正是为了获取高额收益而承担了过多的市场风险,而这段时间本应是回笼资金、保存实力的阶段。
   
  查理斯·斯科里纳(Charles Skorina)是旧金山一家专门从事金融服务和资产管理的知名研究企业的总裁兼创始人。他认为,小型院校捐赠基金的成功往往被外界所忽略了,因为它们的投资收益并没有得到全面准确的统计。斯科里纳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先锋集团的支持。该公司曾于2012年10月份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根据其中的内容显示,投资者对于十大捐赠基金机构信息的关注程度远远超过其他组织。从阅读内容选择的可能性来看,前者是后者的十倍。2013年上半年,斯科里纳对美国国家大学与学院商业机构协会-共同捐赠基金2012年度报告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从中找出了那些业绩出色的中型院校捐赠基金机构。不仅如此,他还与机构投资者杂志共享了自己的研究数据。“为什么有如此之多的中型捐赠基金能够合理配置自己的资源并获得客观的投资收益呢?另一方面,为什么其他人却对此充耳不闻呢?”斯科里纳疑惑地问道。
   
  对于全美高校捐赠基金而言,2008年至今的市场形势可谓一波三折,困难与机遇并存。尽管如此,但它们还是维持住了此前的低收益水平。在目前的市场条件下,能做到这一点已实属不易。加利福尼亚州马里纳德尔雷市(Marina del Rey, California)选择性投资咨询企业泉水公司(Cliffwater)首席执行官斯蒂芬·奈斯比特(Stephen Nesbitt)认为,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型院校捐赠基金的市场定位比大型院校更加清晰。它们此前似乎有些不思进取、小富即安。然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中型捐赠基金敲响了警钟。奈斯比特为很多捐赠基金机构提供咨询服务,它们的平均资产总额高达7.5亿美元。受此事件的影响,越来越多的院校将大量资金投向捐赠基金,例如建立专业的投资机构、改革薪酬体系引进优秀投资人才,提升投资委员会的效率以及雇用顶级咨询机构等。
   
  事实表明,投资委员会和广泛的营销网络并不是常春藤高校(Ivy League)的专利。康涅狄格州威尔顿市共同基金研究所(Wilton, Connecticut-based Commonfund Institute)是共同基金下设的教育机构,它为1,400家非营利机构掌管着总额约为250亿美元的资产。该机构执行董事约翰·格里斯沃尔德(John Griswold)说:“投资委员会的构建方式以及雇佣的目标对象等都是十分重要但却常被忽略的问题。如果你没有合适的公司治理结构,那么今后的问题将接踵而来。”
   
  小型院校捐赠基金的优势是它很少受到外界的关注。正如缅因州布伦兹维克鲍廷学院(Bowdoin College in Brunswick, Maine)高级投资副总裁宝拉·沃伦特(Paula Volent)所说:“很多资产项目都无法适应捐赠基金的运作模式,但小型捐赠基金通常也必须具备企业家精神。”沃伦特在鲍廷学院高级投资副总裁职位上工作了十三年之久。此前,她曾在耶鲁大学投资机构首席投资官大卫·史文森手下工作。起初,年轻的沃伦特只是一名普通的1996级MBA学员。1997年至2000年,她成为该机构的全职工作人员。后来,宝拉·沃伦特加盟了鲍廷学院捐赠基金机构。在她看来,一线的捐赠基金雇员必须是多面手,他们需要具备广博的市场知识,与资产管理机构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比如说,当一家顶级资产管理机构向投资者提供5亿美元的资金时,小型院校的捐赠基金会充分利用该项资金。虽然资金总量不大,但却能够增强多元投资的能力。
   
  沃伦特表示,自己从大卫·史文森那里学到了很多关于捐赠基金管理的知识。然而,在金融危机爆发五年后,这位当年的学生却打败了自己的老师。鲍廷学院捐赠基金的年收益高达3.10%。包括鲍廷学院在内的很多高校捐赠基金机构都先后采用了耶鲁大学同行的投资模式,并将其运用到各自不同的经营环境中。可是,结果却非常惊人。泉水公司的奈斯比特在哈佛管理公司(Harvard Management Co.)前总裁杰克·迈耶(Jack Meyer)的引荐下于2005年加入丹尼逊大学,并开始为其提供咨询服务。他评论说:“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型院校的捐赠基金不得不更具主动性。如果说大型捐赠基金和中型捐赠基金之间存在技术差距的话,那么我认为这种差距非常之小。”
   
  长期以来,美国的大学与学院对捐赠基金的依赖性非常强,这些资金可以帮助它们缓解高等教育机构因运营成本快速上涨带来的压力。很多知名的大型院校也都拥有各自的基金机构,并雇用顶级的投资专家来经营这笔巨大的资产。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New Haven, Connecticut)耶鲁大学的史文森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自1985年以来一直担任该校投资机构的主管领导。
   
  史文森首创的投资模式成为行业标杆,它总是在尝试最前沿的投资方法,并将很多新兴的选择性资产类别纳入到耶鲁大学不断膨胀的组合投资体系中。他在2000年出版的《创业投资管理——机构投资的非传统方法》(Pioneering Portfolio Management:An Conventional Approach to Institutional Investment)一书迅速成为捐赠基金、慈善基金、退休养老金和资产管理机构行业最畅销的作品,几乎人手一本。几十年来,史文森领导的耶鲁大学捐赠基金一直能够获取高额投资收益。这一成功典范随即成为美国各大高校争相复制的模板,而他本人也成为行业炙手可热的代表人物。
   
  于是,许多大学和学院纷纷效仿耶鲁大学,将选择性投资纳入到捐赠基金体系中。根据全美高校捐赠基金研究报告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02年6月30日,资产在10亿美元以上的投资机构在上一个财政年度将大约四分之一的组合投资资产投向国内股票市场,而中型院校的这一数字则是40%。2012年末,大型院校捐赠基金机构将国内股票市场的投资比例降至12%,确保各项资产配置的均衡,中型院校的削减比例更高,由此前的40%跌至18%。与此同时,大型高校的选择性资产投资由44%激增至61%,而中型院校捐赠基金的选择性资产投资则由2001年至2002年的23%迅速升至2011年至2012年的48%。
   
  不期而遇的金融危机令美国高校捐赠基金损失惨重,2009财政年度的收益报告可谓惨不忍睹。大型高校的非流动性私营投资比例约占40%,由于缺少充足的流动性资产支持,导致学校无法完成正常的经营预算、奖学金发放和其他必要性开支。所以,与其他竞争对手相比,这些大型高校的困境最为窘迫。小型院校捐赠基金也未能独善其身,大约有四分之一的资产损失殆尽,不过好在还有充裕的资产支持。如此一来,它们也就获得了喘息之机。从那时起,耶鲁模式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自从史文森出任耶鲁大学首席投资官以来,虽然整个市场在二十八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对于小型院校捐赠基金而言,未来的组合投资仍然充满了机会。良好的资产管理机构对组合投资绩效的影响越来越重要。1986年,加里·博林森(Gary Brinson)、L.兰道夫·胡德(L. Randolph Hood)和吉尔伯特·比波尔(Gilbert Beebower)在研究论文“组合投资绩效的决定因素”(Determinants of Portfolio Performance)中确立了多头投资理论,即资产配置必须要为基金带来90%的投资收益。去年,史文森在耶鲁大学年度捐赠基金报告中正式认可了该理论结尾部分的观点。评论人士认为,随着投资者越来越多的涌入新型资产类别,市场投资的收益机会也大大减少。耶鲁大学的研究表明,在2012年6月30日以前的二十年间,组合资产配置仅为该校带来了20%的超高业绩(投资咨询企业剑桥联合会发布的捐赠基金调研分析),而其余近80%的业绩要归功于资产管理机构创造的附加值。
   
  如果说资产管理机构是捐赠基金取得成功的关键,那么一位杰出首席投资官的作用更是举足轻重。为了实现捐赠基金运作的专业化和职业化,丹尼逊大学于2008年10月聘用了该校第一位首席投资官阿代尔·格瑞拉(Adele Gorrilla),后者系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the Wharton School of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毕业生、高盛集团高管。金融危机爆发时,她正担任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投资主管。三个月后,心理学教授沃尔特·伯克出任丹尼逊大学投资委员会主席。“当资产增长到一定程度时,投资委员会的作用可能就有些鞭长莫及。这时,我们就需要一位优秀的全职经理人。”伯克解释说。
   
  丹尼逊大学捐赠基金迫切需要一位出类拔萃的首席投资官,以确保机构的正常运作,因为该校有96%的学生需要借助奖学金或学院提供的经济支持。格瑞拉说:“金融危机也带了诸多发展机遇。”目前,她的机构团队由两名投资教授和一名分析师组成。格瑞拉团队与投资委员会紧密合作,共同致力于捐赠基金的开发工作。
   
  这位丹尼逊大学首席投资官在史文森投资模式的应用方面却另辟蹊径。绝大多数捐赠基金管理者认为资产配置应包括诸多具有低于平均流动性水平的选择性投资工具。在格瑞拉看来,史文森的成功模式奠定了他在捐赠基金行业的大佬地位,但他只是开创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她说:“作为一名行业领军者,你或许拥有捐赠基金投资行业的先发优势,但要想长期维持这种优势非常困难。”2009年初,丹尼逊大学聘请了新的资本管理机构,继续投资房地产和能源行业,并与现有的资产管理机构合作,共同投资私营经济领域。伯克说:“我们看到阿代尔及其团队在捐赠基金运作管理工作中兢兢业业,他们一直努力寻求良好的资本管理机构。如今,阿代尔正在有条不紊地开展着各项工作。”丹尼逊大学投资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在奈斯比特泉水公司的帮助下监管资产分配事宜,并向学校董事会负责汇报。
   
  奈斯比特在谈论管理人员、投资委员会和外部咨询机构的协力合作时说:“丹尼逊大学捐赠基金具有良好的团队管理模式。他们的很多制度都是结构化的,例如进一步向管理人员下放权力,基层管理者主导机制以及弹性化决策等。”
   
  丹尼逊大学捐赠基金在2007年至2012年的年平均投资收益高达4.1%,在同期中型院校捐赠基金行业中排名第二。对此,格瑞拉仍然十分谦虚。她说:“它是投资委员会、内部团队组织和整个市场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这可不像搬动开关那么简单易行、触手可及。”
   
  随着越来越多的捐赠基金跨入中型规模行列,像格瑞拉和卡尔顿学院贾森·马茨(Carleton College’s Jason Matz)等首席投资官及其信托机构在基金管理问题上将面临空前的巨大压力。尽管如此,但是各高校的捐赠基金投资委员会在咨询机构或独立投资董事的帮助下依然取得了成功,有四所高校登上了顶级中型院校捐赠基金排行榜,它们分别是纽约州库伯高等科学艺术联盟学院(Cooper Un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nd Art in New York)、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市的科罗拉多学院(Colorado College in Colorado Springs)、纽约州波基普西市的瓦萨学院(Vassar College in Poughkeepsie)和马萨诸塞州南哈德利的霍山学院(Mount Holyoke College in South Hadley, Massachusetts)。顶级的投资团队和一流的资本管理机构是它们取得成功的法宝。
   
  霍山学院投资委员会主席贝特西·帕尔默(Betsy Palmer)赞同鲍廷学院沃伦特的观点,即小型捐赠基金同样具有自己的优势。帕尔默在谈到总资产为6.23亿美元的霍山学院捐赠基金时说:“我们不像耶鲁和哈佛等大型高校捐赠基金那样受到外界广泛的关注。在我看来,这也是我们的优势之一。”
   
  帕尔默是1976年美国女子高校集中教育的最后见证者之一。作为霍山学院捐赠基金的受托人,她非常注重投资委员会职能的高效性,即委员会至少要有两名受托人。与其他大多数投资委员会不同,霍山学院捐赠基金委员会中有9名女性职员和1名男性职员,后者是一位在校学生的家长。帕尔默曾是哥伦比亚商学院毕业生、伦敦投资机构林德塞尔-特雷恩公司(Lindsell Train)北美市场营销与客户服务主管。她说:“我们是一个非常团结的组织,大家相互配合、齐心协力。在一个由女性主导的投资委员会中,你会看到与众不同的组织文化。”作为捐赠基金机构主席,帕尔默将自己的角色定为团队组织者,即确保所有人都能够融入组织、畅所欲言、尊重理解、主动倾听他人的观点和意见。
   
  霍山学院捐赠基金与咨询机构剑桥联合协会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并拥有霍山学院校友会的支持。这是它获得成功的另一关键要素。捐赠基金会试图进一步完善资产管理机构合作流程,给予外部咨询机构更多的决策权。该校捐赠基金五年期的平均收益为2.6%。帕尔默在谈到这一数字时表示:“我认为霍山学院捐赠基金的主要驱动力来自外部资产管理机构。”在该校投资委员会的支持下,霍山学院捐赠基金率先进入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市肯希科资本管理公司(Kensico Capital Management Corp. in Greenwich, Connecticut)、伦敦雪松岩资本公司(London-based Cedar Rock Capital)和杰克·迈耶的明格资本管理公司(Jack Meyer’s Convexity Capital Management)的基金投资项目。
   
  瓦萨学院捐赠基金五年期的投资收益为2.7%。2009年,该校1988级学生亨利·约翰逊(Henry Johnson)正式出任瓦萨学院捐赠基金主席。当时,杰弗瑞·戈德斯汀(Jeffrey Goldstein)已经离开瓦萨学院董事会和希尔曼-弗雷德曼公司(Hellman & Friedman),转而为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工作。此外,约翰逊还是纽约国际信托公司(Fiduciary Trust Co. International in New York)首席执行官兼总裁。他说:“我们虽然没有设立首席投资官,但却拥有高效、负责的委员会机构。”约翰逊将自己称之为“金融小助手”。在他看来,将捐赠基金收益用于支付奖学金的做法不仅必要,而且具有重要意义。“很多投资行业人士都存在这样一个困惑,即在基金成本和存在需求已经不再成问题时,高等院校机构应当如何实现其发展愿景。”约翰逊说。
   
  约翰逊将瓦萨学院捐赠基金的成功归功于投资委员会成员们的不懈努力。该委员会成员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公共雇员退休计划(California Public Employees’ Retirement System)前高级投资董事克里斯蒂娜·伍德(Christianna)、金树资产管理公司(Golden Tree Asset Management)首席投资官兼执行合伙人史蒂文·塔南鲍姆(Steven Tananbaum)、马里兰州房地产企业勒纳公司(Lerner Enterprises)合伙人、华盛顿国民棒球队(Washington National baseball team)所有人罗伯特·塔纳鲍姆(Robert Tanenbaum)、纽约第一雄鹰投资管理公司(New York-based First Eagle Investment Management)主席兼首席投资官约翰·安诺德(John Arnhold)。
  
  对于瓦萨学院捐赠基金收益渠道状况,约翰逊是再熟悉不过了。他说:“我记得大卫·史文森(David Swensen)曾经说过一句很重要的话,但它如今却常常被大家所忽略,那就是‘耶鲁模式只是针对耶鲁大学本身设计的,它并不具有普遍性。’”由于没有医院或大型体育活动规划的支持,总资产仅为8亿美元的瓦萨学院注定不可能像那些大型高校那样承担高风险交易。在加利福尼亚州门罗帕克市(Menlo Park, California-based)的安妮·卡塞尔斯(Anne Casscells)、共同基金私募组合投资业务负责人苏珊·卡特(Susan Carter)和纽约市场选择投资企业艾拓思资本公司(Aetos Capital)的帮助下,瓦萨学院在收益渠道问题上采取了相对保守的发展策略。在艾拓思资本公司的组合投资中,选择性投资约占四分之一,共同基金的苏珊·卡特则将收益目标定在了10%。
   
  尽管获得了包括罗素投资公司(Russell Investments)在内的众多咨询机构的支持,但是约翰逊认为捐赠基金组合投资的发展前景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要依赖社会经济的进步。他说:“当全球经济平稳迅速增长时,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捐赠基金肯定会迎来繁荣的大发展时期,而在经济发展相对疲软或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时,那些保守型的捐赠基金就会展示出自己的优势所在。”
   
  华莱士·维茨(Wallace Weitz)是一位价值投资者。1983年,他在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Omaha, Nebraska)建立了维茨投资管理公司(Weitz Investment Management)。如今,维茨掌管着53亿美元的互助基金,他的公司距离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erkshire Hathaway)仅有五英里的路程。到目前为止,他已持有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股票的时间长达三十五年之久。根据芝加哥数据供应商晨星公司(Morningstar)的统计显示,在2013年8月末以前的五年时间里,总资产为9.13亿美元的维茨联合三号机会基金(Weitz Partners III Opportunity Fund)的年收益率高达15.87%,成为中型市值基金行业的冠军。
   
此外,维茨还掌管着6.5亿美元的其他类型资产,它们与维茨公司的关联度较小。自2003年7月以来,这位卡尔顿学院1970级毕业生一直担任该校投资委员会主席。他与妻子在这所明尼苏达州北田市(Northfield, Minnesota)的校园内相识恋爱,并在那里生下了他们的三个孩子。维茨为母校捐赠基金带来了卓越的经营业绩。在2012年6月以前的五年时间内,卡尔顿学院捐赠基金年收益达到2.6%,远远高于同类院校1.2%的平均水平。
 
   
  2000年,维茨是卡尔顿学院投资委员会成员。当时,这所小型文科院校在技术行业股票市场投入巨资,很多捐赠基金机构也纷纷进入技术类股票领域。卡尔顿学院捐赠基金收益在2000年达到顶峰,年收益为24.7%。根据华盛顿国家大学与学院商业机构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当时高校捐赠基金的平均收益仅为12%左右。同年三月,技术类股票泡沫破裂,卡尔顿捐赠基金总资产由2000年的6.81亿美元锐减至2003年的4.52亿美元。维茨回忆说:“我们持有这些股票已经很长时间了,即便在低谷时也不例外。五年期的投资收益计算同样包括这一阶段。繁华落尽后的衰败令人痛心不已。”
   
  这一惨痛的经历并未打消维茨前进的步伐。在考察了捐赠基金业务外包项目后,他与卡耐基公司首席投资官、耶鲁大学基金会校友艾伦·舒曼(D. Ellen Shuman)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2004年,卡尔顿学院聘请贾森·马茨(Jason Matz)担任该校基金会第一任首席投资官。不仅如此,这所小型文科院校还与咨询机构哈蒙德联合公司(该公司于2009年被默色公司收购。)建立了业务合作关系,后者经过两年的调整逐步发展成为专业投资组织。为了建立新的经营模式,投资文化必须进行根本性的创新变革,由委员会主导制逐渐向职业经理人负责制过渡,同时还要厘清马茨和私营市场主管安迪·克里斯滕森(Andy Christensen)的角色关系。马茨解释说:“那些试图干预或影响职业经理人行使职权的委员会成员全部被驱逐出董事会。”
   
  “我们赋予贾森充分的权力,使他能够无所畏惧、大刀阔斧地改革,剔除传统陋习。战略模式转型和业务流程变革起初或许不为大家普遍接受,但我们还是坚决站在贾森一边。”维茨说。
   
  在获得组合投资资产配置权后,马茨与很多大型高校建立了合作关系,但却停止了私营机构非流动性资产机构的业务往来。他将公共股票资产由2004年3月的61%削减至2013年6月的35%,私募股票投资由12%增至18%,定息收益由20%减至7%,市场选择性投资由8%升至29%。房地产投资约占总投资的10%。
   
  维茨认为,捐赠基金必须慎重权衡投资收益和最佳需求之间的关系。在这二十所中型院校中,绝大部分都需要依赖捐赠基金收益,后者要拿出30%的年度预算用于学校日常开支。“如果捐赠基金误入歧途,那么结果可想而知。”维茨说。不过,他也承认市场竞争无法避免。例如,美国资讯与全球报道栏目每年都会评选出全美最佳高校,这一评选结果是学生评价大学捐赠基金的直接标准。因此,很多高校都非常关注自己的排名,它们背负着巨大的压力。
   
  实际上,史文森投资模式对于小型院校同样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维茨指出,各院校的资产分类各有不同,这就需要管理者的再平衡。史文森非常善于平衡各类资产投资。“捐赠基金机构必须充分平衡各种收益空间。当然,这并不是说只要拥有了资产分类的‘诺亚方舟’,就可以高枕无忧。”维茨说。
   
  马茨认为,卡尔顿学院的成功离不开外部资产管理机构的支持。2002年,该校捐赠基金亏损19.2%。2012年6月,它成功登上顶级中型院校捐赠基金排行榜。这种迅速崛起的能力让人叹为观止。2008年,在与卡尔顿学院建立合作关系的14家对冲基金中,仅有一家拒绝了其资产投入的要求。对此,马茨表示:“如果没有外部机构网络的支持,那么困难将随之而来。”
   
  对于鲍廷学院而言,外部资产管理机构的选择也是其工作的重中之重。首席投资官沃伦特在组合投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她非常注重与小型资产管理机构的投资合作。在正式的十年规划中,沃伦特与很多小型的新兴资本管理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其中绝大多数是不受大型机构待见的对冲基金。她说:“大型院校通常对这些小型资本管理机构没有多少兴趣。与此同时,大型对冲基金的运作经营早已制度化。所以,小型资本管理机构非常渴求市场资金,而正是我们经营收益的只要来源。”
   
  2000年,沃伦特加入鲍廷学院捐赠基金,成为该机构的第一位专业投资主管。随着组合投资业务的扩张,鲍廷学院捐赠基金雇员人数也在不断增加。它在纽约设立了很多小型办公机构,业务领域主要包括房地产、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投资等。沃伦特每周总会抽出两天时间去各办公机构视察工作。她解释说:“如果你是哈佛或耶鲁大学的投资主管,那么投资管理机构总是争相前来拜访。然而,在缅因州布伦兹维克,你根本看不到上述情况。”与很多顶级中型捐赠基金相同,鲍廷学院捐赠基金也必须每年抽出30%的经营预算用于学校日常支出。因此,流动性一直是该校捐赠基金始终关注的问题。沃伦特说:“我们的目标就是实现资本保值,寻求良好的资产管理。”
   
  与那些设有首席投资官或投资委员会的高校不同,部分中型机构在资产管理方面选择了组合投资管理业务外包模式。虽然业务外包开始得到市场的认可,但是在上榜的二十家中型院校捐赠基金中,仅有两家采取了投资业务外包模式,即排在第四位的米德伯里学院(Middlebury College)和排在第二十位的科罗拉多大学基金会(University of Colorado Foundation)。
   
  业务外包透露出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即很多学校希望采取传统的耶鲁运作模式。该模式需要大量资源作为支撑,而中型院校捐赠基金很难做到这一点。因此,市场外在的需求催生了大量外包首席投资官。根据康涅狄格州达里恩市(Darien, Connecticut-based)咨询机构凯西-奎克联合公司(Casey, Quirk & Associates)的研究结果显示,外包首席投资官市场于2003年开始起步。当时,爱丽丝·汉迪(Alice Handy)放弃了弗吉尼亚大学首席投资官的职位,转而致力于建立专业投资机构。十年后,这一市场达到了顶峰,大约有50家企业组织将自己定义为外包首席投资官的角色。其中,马修·怀特(Matthew Wright)和舒曼就是外包首席投资官的典型代表。马修辞去了范德堡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首席投资官职务,并于同年在田纳西州纳斯维尔组建了维纲公司(Disciplina Group),舒曼则与慈善基金会投资公司前助理首席投资官尼娜·施拉格(Nina Scherago)在纽黑文市筹建埃奇山基金联合公司(Edgehill Endowment Partners)。
   
  外包首席投资官业务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其服务范围也日趋广泛。最初,很多企业大都采用了汉迪的单体经营模式,即主要吸引小型院校和基金会的加入。如今,它已涵盖了各种资本类别,甚至还包括部分捐赠基金组合投资,其中也不乏很多大型资本管理机构,例如摩根大通资产管理公司,该公司400亿美元的捐赠和慈善基金全部交由业务主管莫妮卡·伊萨尔(Monica Issar)负责。根据共同基金研究结果显示,截止到2012年6月30日,有38%的大学和学院将全部或部分捐赠基金业务外包给社会机构和个人运作,其费用大约在受托资产总额的0.3%~1.0%。
   
  科罗拉多大学基金会于2009年正式采用业务外包模式。当时,该校基金会首席投资官克里斯托弗·彼特曼(Christopher Bittman)接受了纽约普旺联合公司(New York-based Perella Weinberg Partners)的聘请,开始启动首席投资官外包业务。科罗拉多大学基金会总资产为7.70亿美元,五年期投资收益为1.86%,虽然略高于耶鲁大学的1.83%,但却远远超过大型捐赠基金1.7%的平均收益水平。目前,彼特曼的办公室仍然设在丹佛,最近刚刚赢得一个新的客户——亚利桑州立大学捐赠基金(ASU Foundation),总资产高达5.53亿美元。根据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基金会前首席财务官、司库主管沃吉尼亚·福尔茨(Virginia Foltz)提供的信息来看,该校捐赠基金投资委员会更愿意将宝贵的时间用于深层次的资产配置、预算支出、投资政策和全球市场行情等问题,而不是浪费在基金管理的日常事务上。福尔茨的工作日程排得很满,因为他身兼数职,所以工作非常繁忙。他要负责组织的财务运作,例如日常汇报、出纳审计、债务管理、风险管理、计划与预算、薪酬福利、组织管理以及六个分支机构的管理工作。此外,她还特别指出,市场对投资决策的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佛尔蒙特州米德伯里学院捐赠基金五年期的平均收益为3.5%,同时它也是率先采用业务外包模式的院校。汉迪成为其外包业务首席投资官。米德伯里学院董事会和投资委员会名誉委员丘吉尔·富兰克林(Churchill Franklin)现在担任该机构非投票董事。尽管如此,但他对这个决定却欣然接受。如今,富兰克林出任波士顿阿卡迪恩资产管理公司(Acadian Asset Management)首席执行官。他说:“在某些特定时刻,你必须要做出某种变化方能适应周围环境。”这种变化终于在米德伯里学院成为了现实。当时,该校投资委员会主管出任受托机构董事会主席。
   
  根据格林威治联合公司(Greenwich Associates)2013年初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捐赠基金业务外包对于很多院校而言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即。它们似乎不愿意做出这种决策。近期,一份关于三十家捐赠慈善基金调查报告揭开了问题的谜团,这些机构之所以对业务外包心怀恐惧是因为担心失去对投资流程的控制。当然,这其中还有很多其他原因,例如成本不确定性问题、监管责任问题、潜在的利益冲突、基金机构与外包首席投资官的地理距离以及可能存在的费用缺少透明度问题。除此之外,很多院校也担心受托机构会违背信托责任。
   
  无论小型院校采取哪一种基金管理路径(此处路径包括外包首席投资官、委员会和投资机构),卡尔顿学院的维茨都非常看好捐赠基金未来业绩的发展前景。只要它们能够规避那些最新炒作的市场热点,秉承高质量投资原则,尽可能地减少投资短视效应,那么捐赠基金将迎来更好的发展机遇。“我本人并不排斥哈佛大学捐赠基金的投资模式。无论基金总量和投资规模如何变化,我们始终相信条条大路通罗马。对于捐赠基金而言,未来的市场具有广阔的成长空间。”维茨说。
   
  泉水公司的奈斯比特对于中型院校捐赠基金的成功更是直言不讳。他说:“中型院校捐赠基金引进了许多专业人才。如果排行榜上二十家院校捐赠基金未来五年的经营业绩能够继续压制常春藤联盟高校,那么我对此并不感到惊讶。”
 
顶级中型院校捐赠基金排行榜
 
       以下列举的全美二十家大学与学院捐赠基金的资产总额均在5亿美元至10亿美元之间,它们在2007年至2012年的经营绩效远远超过了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同行机构。




注:﹡2012财政年度(2012年会计年度)
﹡﹡所有投资收益的财政年度统计均截止到6月30日,科尔盖特大学、麦卡利斯特学院和三一大学捐赠基金除外。它们的投资收益财政年度统计截止到5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