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詹瑞特(Richard Jenrette)出生于1929年，当时正是股市大崩盘 (Great Crash)后的第六个月。20世纪50年代后期，他与哈佛商学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的两名同学威廉·唐纳森（William Donaldson）、丹·拉夫金（Dan Lufkin）合作成立了一家精品投资银行，以满足新型机构投资者的需求。因为他已经意识到了股票市场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

       他们在应对这种变化时所采取的策略其实很简单。由于佣金相对是固定的，所以它对于那些能够购买上百万支股票的目标机构而言很有意义，而对于只购买少数股票的个人而言意义不大。此外，他们注意到投资者通过购买他们熟悉的企业股票去试探股票市场的深浅，而且会将70%的投资组合资金用来购买债券。

       唐纳森-拉夫金-詹瑞特公司（Donaldson, Lufkin & Jenrette，缩写为DLJ）开始发布研究报告，兜售他们的投资理论。此前，该公司从蓝筹股中进行层层筛选，最终购买那些具有上升潜力的股票。詹瑞特说：“我们的报告相当长。如果你要购买像美国通用汽车（GM）这种大公司的股票，你可以采用快买快卖的做法，但是如果你打算购买一家小公司的股票，你需要更多地了解它。”

       综合性股票研究最初只是一种精明的销售工具，最后却在十年内将一群幕后的数字天才转变成了华尔街最强大、最具影响力的群体——股票分析师。机构投资者携同其知名的全美研究团队（All-America Research Team）从1972年开始给世界顶级分析师们排名，但是詹瑞特却一直认为早在十年前唐拉詹公司（DLJ）就已经创立了这种纯粹的华尔街明星联盟。他说：“股票分析师过去有点像工薪阶层的统计员。我们创造了分析师-销售员，开放了分析师的工作领域。”

       唐拉詹公司采用的逻辑方法非常明晰，这家年轻的公司也因此迅速取得巨大的利润回报。研究人员不仅帮助企业在市场内部创建股票，同时也增加了市场的规模。分析师的报告和建议就好像广告一样，尤其是当没有其它消息可供讨论的时候，这些分析结论就会激发起着投资者的兴趣。于是，一群分析师的加入引来了更多分析师的围观。《华尔街史》（Wall Street, A History ）的作者查尔斯•吉斯特（Charles Geisst）说：“公司必须聘请这些分析师，因为各大机构都在疯狂地争抢客户资源。”

       研究领域的急速转变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后才会到来。金融历史学家们认为从1929年股票大崩盘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这几十年产生了华尔街“迷失的一代”，当时年轻人只会选择从事投资银行业的工作。20世纪50年代末，唐纳森、拉夫金、詹瑞特从商学院毕业，那时战后牛市的辉煌前景吸引了最好、最聪明的人士回到华尔街。那些在波士顿、纽约和费城的俱乐部里历练出来的老牌承销商也开始受到一批雄心勃勃的新公司的挑战。这些新公司渴望为自己在这块有利可图的承销市场赢得一席之地。

       包括唐拉詹公司在内的华尔街新精英认为，区别他们才能的最好方式是看他们的股票分析部门。开始于上世纪50年代末的合并热潮在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持续着，因为大型综合企业是公司远离各个层面风险的流行方式。吉斯特（Geisst）认为，就连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的长期客户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也开始使用其它投资银行承销公司的新业务。大企业对投资银行服务进行货比三家的优势就在于将重心更多地放在了股票分析师的角色上。银行可以利用他们的研究部门迎合潜在的客户，对客户做出含蓄的承诺。当需要注入新的机构投资时，银行的分析师们会为他们提供无懈可击的研究报告。

       分析师很了解他们的部门，并能控制所有的产业链条。除此以外，他们参与到银行的承销队伍中也给潜在客户留下了深刻印象，向客户暗示将来一定稳赚不赔。最初，大型投资银行并没有追随DLJ的激情引导，他们认为研究服务是一种邪恶的东西。查尔斯·艾里斯（Charles Ellis）是《伙伴关系：高盛的产生》（The Partnership: The Making of Goldman Sach）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美国咨询公司格林威治合伙公司（Greenwich Associates）的经营合伙人。他在2008年出版的这本书中提到，20世纪70年代高盛的主席约翰·怀特海（John Whitehead ）对于每年在研究方面支付600万美元的费用有着复杂的思想感情。但是到80年代，表现最佳的承销商占据了机构投资者的领先排名位置，而银行每年数百万美元的预算大部分都是由承销商来补贴。

       如果银行想要进入大宗交易行业就必须与精品投资银行以及经纪行的研究团队竞争，因为对于机构投资者而言，分析师不仅代表了追求高额回报的重要工具，也代表了一张保单。假设整个组合投资被信托人负责任地进行了投资，像信托投资的审慎管理人原则（prudent-man rule）这样的法律先例以及后来的法律法规，就能免除信托人的不良投资责任。审慎管理人原则源自于1830年麻萨诸塞州最高法院的判决。如果有一笔养老基金，监管它的是一群并无任何相关经验或相关知识的人士，如果要让他们突然相信投资计划里面应该包括股票，那么专家咨询人员的许可，以及大量书面证明材料就相当重要。吉斯特说：“那些基金经理会严肃认真地听取卖方的研究意见，并将这些研究意见放在手边随时做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