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辱母杀人案》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反响,人们在谴责催债者杜志浩无耻行为的同时,更加对涉案者于欢被判无期徒刑而愤慨,法制再次成为众矢之的。在恶人肆意凌辱亲生母亲、被害方数次拔打市热线无人接听、警察到来都未能制止事态发生的态势下,被逼上绝境的当事人之子于欢挥刀刺向了为非做歹者!因为他没有了别的选择,也因此被检方判为在尽量减少死刑下的最严厉的惩治。尽管从法律的角度可谓是术语纷繁,相关方面表现的也貌似威严公平,但倘若检方的某一个体在处于相应状态下会是一幅怎样的情景,不知有人是否想到过?

        此景之所以引起公众的愤慨,因为此案发生的一切无不是在警方不作为或作为乏力下产生的,乃至包括“高利货”本身及其催债者杜志浩(原本是另一桩重大交通事故的擎事者),无不是相关方面责任之所在!人们自然要问,相关方面的作为哪去了?而面对此案发生的背景乃至催债人令人发指的行为,检方却轻率地给予了对其判处无期徒刑的定论,法院的解释是“虽然当时于欢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也遭到了对方侮辱和辱骂,但对方未有人使用工具。在派出所已经出警的情况下,被告人于欢及其母亲的生命健康仅被侵犯,危险性较小,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那么人们不仅要问问,警方到案发现场有了怎样的作为?是将催债者驱离现场、还是将弱者带离了险境?在说了几句不咸不淡话后的扬长而去,如何说明已产生了相应的威慑力?在未看到事态有任何转机下的离去,如何保障事态不向更严峻方向加剧?难道因为催债者没有使用工具,就可以容忍无耻继续下去吗?当处在极度弱势下的于欢,眼看母亲被肆意凌辱,又怪其“不能正确处理冲突”这不是混帐之语吗?